博鱼体育官网火力发电更污染环境新能源汽车存在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电能虽然是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发电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污染，以火电为主的我国为何还要高举新能源汽车大旗呢？

　　上世纪80年代末，台州人李书福花6万元买过一辆中华牌小轿车，这位年轻的小老板兴奋地把车从深圳一直开到台州。虽然他对那辆国产汽车评价并不高，但那辆车却成了他后来造车的灵感之一。

　　高中毕业的李书福已经有多年的创业经历，他做过照相生意，制造过冰箱配件，卖过装修材料，然后又在90年代初海南炒楼中亏的一塌糊涂，结结实实当了一把韭菜。返回台州后的他认定自己还是应该做实业，并且看中了潜力巨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1998年北京房价只有3000元一平，一辆出厂价不到8万元的桑塔纳(图片配置询价)，计划外价格高达20万元，即便如此，轿车市场也是供不应求，当时汽车利润之丰厚简直匪夷所思，李书福动心自然不足为奇。

　　创业15年的李书福已经算是个有钱人，他大约有1个亿，对外宣称要投入5个亿——但即使是5个亿，他得到的还是别人的白眼。

　　造车不是造冰箱，不是你想造就能造。94年颁布的《汽车工业政策》规定的最低投资标准是15亿，后来出台的汽车工业战略规划更是强调以三大国企为主，李书福跑到机械部请求批准，结果连大门都进不去。

　　当时上海大众投产的桑塔纳，国家投资是十几个亿，缺人缺经验的李书福到上海采购配件博鱼体育登录入口，供应商的工程师一听说他要5个亿造车扭头就走。

　　李书福一开始想仿造的是奔驰。他甚至买了两辆奔驰回台州，然后把它们都拆了，试着用从香港买来的奔驰配件重新组装成奔驰车，但异想天开地装了一套玻璃钢的外壳。这种车虽然被他开上了大街，但安全性显然不可能被批准。

　　造车的难度显然远远超出了李书福的想象，但当别人都劝他时，他说出了后来引起颇多争议的那句话：“造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

　　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但在那个草创探路的蛮荒年代，正是这种无畏成了无数民营企业家摸索前行的动力。

　　模仿高端太困难，就从低端下手。这一次李书福的模仿对象是刚刚流行起来的天津夏利，他给吉利第一款车起了个颇有几分江湖气的名字——豪情。

　　胆大包天的李书福在没有取得批准的情况下便即造车，结果没有官员敢站出来支持。吉利汽车下线桌酒席，却差点无人来捧场。

　　多年以后，当吉利成长为一家巨大的汽车公司时，人们很难不去问问第一辆吉利豪情的设计师是谁？李书福的回答很简单：钣金工。实际上，由于豪情是手工敲打出来的，它的图纸在量产几年之后，才由吉利的专业人员补齐。

　　让钣金工做一辆汽车的设计师多少寒酸了点，但这正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缩影。不仅仅在吉利的小作坊，即使在上汽一汽这样的大国企，手工打造的汽车生产方式也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当李书福为自己的黑户汽车四处奔走时，正在一汽担任总装车间主任的安徽人尹同耀，在老乡詹夏来的一番言语劝说下被挖到芜湖一家村办工厂，开始了一个叫奇瑞的自主汽车品牌梦想。

　　由于有国有身份，尹同耀和詹天夏的造车之旅要顺利的多。他们很快聚起了50多人的团队，购买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技术和产线，在芜湖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

　　尽管如此，奇瑞还是向上汽出让了20%股份，才换得造车资质，用尹同耀的话说：“即便做出如此大的让步，也还是托前华东野战军老领导的帮助，才有了和上汽合作的机会。”

　　回望历史，制造出掌握知识产权的国产汽车曾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今天留在大众心中的国产英雄是吉利奇瑞长城比亚迪，也许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加上了很多人。

　　未来的种子总是埋在过去的土壤里。假如我们将目光再往前推，那些更早的汽车人，则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用尽他们所有的光与热，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内战一停，武器需求随之减缓，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建议转兵为工，利用厂里设备生产民用产品。这一建议得到张学良赞成，他先后划拨70万元给兵工厂下属的民生工厂，作为国产汽车研制经费。

　　当时国内无人能够独立设计汽车，厂长李宜春从美国购进瑞雪号整车一辆作为样车。民生工厂聘请了美籍技师作为总工程师，并招聘国内外大学及专科技术人员组建技术团队。他们将样车拆卸，然后对重要易损零件进行重新设计制造，历时两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辆汽车，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

　　这辆外形长头、棕色的汽车博鱼体育登录入口，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载重两吨，最高时速40公里。从主要技术参数来看，在当时没有落后日本的丰田2吨卡车多少年。

　　当时的中国每年通过洋行进口汽车5000多辆，种类更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被人戏称“万国汽车博览会”，对一个四亿人的大国，实在是个尴尬而不光彩的称号。民生汽车的问世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并于当年参展上海路市展览会，民生工厂也已做好了批量生产的计划。

　　出生于浙江的支秉渊曾在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学习，毕业后参加过不少机器安装、发电厂建设等工作。看到上海参展的民生牌汽车，不同于兴奋的公众，内行人支秉渊明白民生的重要零部件毕竟是进口的，而他想造的，是一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纯国产汽车。他与同学创立了一家叫新中的公司造车。

　　但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战争边缘的火药桶，淞沪会战爆发后，黄浦江边已经放不下一间工厂。支秉渊冒着日军轰炸炮火组织工厂内迁，千辛万苦将设备器材迁到武汉，再之后又继续迁往长沙、祁阳。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一代汽车人的艰苦卓绝：向杜聿明将军申请到一辆军队报废的德国卡车作为样车，利用被日本飞机炸坏的废件做原材料，甚至以镍币作为添加料炼成合金铸铁……在如此差的条件下，他们真的造出了第一辆纯血统的中国汽车，就在湖南山区战火中的流动工厂里。

　　这也是严格意义上第一辆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从发动机到变速箱传动机构，都是新中自己制造的。支秉渊亲自驾驶这辆汽车，经过数千里崎岖山路，最终到达重庆参加工业博览会。然而随着祁阳沦陷，新中汽车终究也未能逃过被战火毁灭的厄运。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战争毋庸置疑就是第一破坏力了。几次造车热潮，无论民间有志之士，还是国民政府的官方资本，生产汽车的努力都湮没在战争的炮火中。

　　作为人类现代工业最复杂的民用产品，汽车制造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能力。在被饥荒和战争填满的，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国产汽车工业连开个头都开不了，便煞了尾。

　　1949年新政权成立时，百废待兴的偌大国土上只有少量汽车修配厂，几乎不具备整车制造能力，连出行都要依赖从列强手中缴获的汽车。

　　伟大领袖看的很清楚：“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出访苏联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现代化的汽车生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

　　与中国还在蜜月期的老大哥，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到中国指导建厂，仅仅3年时间，便在长春郊外的荒原上建成了宏伟的一汽。

　　1958年，一汽厂长、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亲自将一辆东风轿车开进中南海，和林泊渠亲自试乘了这辆车，这辆轿车后来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大出风头——尽管东风轿车实际意义上只生产了这么一辆。

　　那年代卡车是主流博鱼体育登录入口，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只有服务领导的机会，需求量很小，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国内几乎没有私人轿车。

　　大红旗用于中央、省部级领导出行和接待外宾。上海牌轿车则成为公务用车的主要车型，只有县团级以上机构才有购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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